从计生标语变迁反观乡村治理转型

       刚刚过去的2016年，我们家有不少亲戚生了二胎，这得益于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放开二胎指的是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子女，但是三个及三个以上仍然是违法的，所以这还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延续，只不过内容发生了变化而已。在我看来，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近40年以来使得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为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新乡土社会”的若干问题症结在于“没有人”。这里所说的“没有人”是指乡村社会缺乏青壮年劳动力，所以无论是生产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民主政治的推动以及新思想观念的引进都成了问题。不言而喻，很多乡村社会由此生成了一幅走向衰败的景象。本文无力从宏大的维度探讨乡村社会的变迁，只想从引起乡村社会变化的重要原因计生政策着手，以计生政策标语的变迁来反观国家的乡村治理转型。

      中国素来被称为“标语大国”,运用标语口号进行表意和动员是社会管理者和活动组织者常用的方式，作为官方话语的标语既反映了当代的意识形态,又在实践中塑造与改造着社会身份、社会关系和社会观念。

恐吓式标语

       计划生育政策从80年代开始严格执行。看过莫言的小说《蛙》的人，就可以从中感受到那个时代乡村社会计生工作的残酷性、冷漠性。那时候有诸如这样的计生标语“宁添新坟，不添新人”“引下来，流下来，就是不能生下来”“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该流不流，扒房牵牛”“逮着就扎，跑了就抓，上吊不解绳，喝药不夺瓶”“谁敢超生，断子绝孙” ，严格的计生政策着实在各地引发了大大小小的干群矛盾和流血事件。政策标语具有鼓动性，它不仅能反映政策意图和政治秩序,还将作为一种“行为”建构着社会现实。坟、结扎、扒房、上吊、断子绝孙，这些诸如诅咒式的语言极大地展现了计生标语的威慑性。虽然计生政策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诞生的，但是建国以来全能型政治管制仍然是存在的，我在《纠纷类型变化和社会权威变迁中的乡村人民调解主体》一文中写道：公权力对封闭乡村社会的管控是乡土政治型权威得到认可的根本性原因。中国广大农民在大集体时代以来形成的对乡村党政干部的依附性，使他们深嵌在强制性的社会权力网络之中，因为在城乡二元体制和物质极端匮乏的情况下，村社干部往往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恐吓式标语才显得如此有力！其实命令式、高压式标语的背后体现的是这样一种逻辑，即国家将乡村社会当做压制管理的客体，以家长式的口吻要求“宁可家破，不可国亡”。因为在中国“儿孙满堂”的传统观念面前,“计划生育”则是因为资源、环境压力，老百姓必须为国家做出的牺牲。个人、家庭与国家对立但又必须臣服于国家政策的矛盾暴露出来。

经济诱惑性标语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诸如这样的标语多了起来。从1992年市场体制确立到中共十五大这五年是中国公共政策不断扬弃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突破“双轨制”瓶颈的阶段,经济体制的改革驱使公共政策乃至其话语的表达也逐步进入了市场化设计的过程。因此，带有经济诱惑性的标语就应运而生，这一方面体现了当时社会倡导经济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彰显政府在运用计生政策治理乡村社会的观念转型。从恐吓到劝诱，从必须服从到“为你考虑”，虽然本质上仍然是不能因为人口膨胀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困难的根本目的，但是从表面上看，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将被治理的对象置于平等的地位上，施以劝诱。同时暴力执法的情况大大减少了，代之为高额的社会抚养费，双重“经济限制”这种手段显得更加“文明”，而且有意识地将治理对象引入治理制度运作的本身，以争取更多的理解。

“和谐式”标语

       随着法治化进程的推进及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提升,运动式治理开始变化尤其是近十年来比较明显。2007年,国家人口和计生委决定在全国普遍开展一次计生标语清理工作,对各地计生标语口号的具体内容、书写格式、张贴印刷等管理做出了要求,并推荐了一批在全国围内征集评选出来的标语口号共190条,涵盖十五个主题。所以当下“和谐式”的标语随处可见，如 前文说过，在经历过九十年代的“经济限制”之后，全国大部分乡村社会的生育观尤其是70后、80后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而计生标语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从劝诱再一次转变为“回馈个人”，而且更多地寻求乡村社会内部的合作，通过弱化乡村社会群落乃至家庭的社会扶养功能，从而推动社会化养老的实现。因为随着全能型体制的弱化,市场主体,社会主体逐渐取回其在各自领域的职能,政府从经济建设、社会管制领域的退出,其更注重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领域。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政府一呼百应的时代已成为历史,面对政策,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参与机会。通过大力提升人口素质、推动城镇化发展、推动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以及公共服务社会化的实现，使得计生从国家强迫、国家劝诱再到内生压力，我们的政府实现了社会治理的合作化、互动化以及主动化的萌芽。不要小看这些变化，正如法国著名学者布尔迪厄所说“礼貌的让步永远是政治的让步”，话语转型的背后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对位置的变化,当个人相对于国家的地位有了提升时,标语中的礼貌策略便得到了广泛运用。于是我们发现,计生标语中代表“国家”的高频词汇被“社会”与“个人”等人性化的词语替代。

        其实说到这，计生政策不只是在我们的乡村社会实施，其同样适用于城市，但是为什么我单独提到乡村社会的国家治理呢？这是因为国家在城市落实计生政策时同样实现了上述转型，只不过这种转型较之乡村社会其更潜移默化，速度更快，因此很难有外化的迹象可以为人察觉。

全面开放二胎后的新标语

印度学者尼娜·钱德霍克说过：一个平静的和默认的市民社会产生一个权威主义国家，一个积极的和充满活力的市民社会则保证有一个反应灵敏的和民主的国家。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集权主义思想传统的国度，计生标语中中纳入对个人价值和利益的考量时,是一件多么令人激动的事,那意味着政府对公共权力的反省以及执政党对社会治理的反思。去年寒假返乡，我敏锐地发现了这样一条标语，这是在全面放开二胎之后的一条新标语，它不仅具备前文提到的新时期和谐标语的特征，更重要地是这条标语既运用了谐音的修辞手法还结合了传统的祝福文化，它不止是简单地体现人性化色彩，其背后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当然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的治理转型仍处于过程之中，除了理顺逻辑上的应然性，内生化的自治型聚落的兴起是实践中的难题。最后，请允许我以梁治平老师的一句话结束本文：“广泛的民主参与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和有益的生活经验，而当这种经验与人们对法律的新的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法治的正当性就会牢固的建立起来”。

作者简介：

       徐梦堃，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得益于放开二胎政策的家庭，同时呼吁全社会关注由于严厉计生政策而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政策成本不能只由个体承担！

本期编辑：吴沁飞